从茶号到合作社，再到中茶公司，这款茶叶的财富故事一直在不停书写

城镇化的大潮已经涌动到了祁门县城以及它周边的乡镇，曾经存在于祁门每个村的茶号几乎都已荡然无存，即便还能依稀看到几丝它们出现过的痕迹，但你除了蹲在那些断壁残垣之下，遥想这里当年每个茶季的喧嚣和繁忙之外，便再难与那些岁月握手了。

 

 

往昔已无从凭吊，也许再过几年，连一丝遗迹都难寻到了。而现在我们只能从一张张泛黄的图片上，来还原这些出现在几十甚至近百年前的场景了。

 

湮灭的茶号和还原的场景

 

这也许是七十多年前一个旧历三月的下午，清明才过去不久，气温已经不再如初春那般微凉，但还有些小风在薄薄地吹着，阳光透过旁边的树荫斜斜地射在茶号门口，印在那个正在走进茶号准备交茶的茶农背上，把衣服上的补丁照得格外明显。

 

 

茶农走进茶号门口的时候似乎被冷风吹到一般，蜷缩了一下身子，然后堆出满脸谄媚的笑，朝茶号的掌秤师傅走了过去。掌秤师傅用审视的眼光俯视着茶农和他的茶，坐在高高的凳子上仿佛一个王者，而手中那杆巨大的秤则是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武器。

 

掌秤师傅的背后是茶号的柜台，干瘪瘦削的账房坐在木制柜台后面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账簿，左手按在算盘上，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的横梁。

 

 

茶农将毛茶交到掌秤手上，掌秤随意称重量之后报出数据，账房手中的算盘声响起，茶农开始与掌秤争论斤两，掌秤开始呵斥茶农，账房开始用毛笔在帐页上写下数字，喧嚣与争吵弥散在整个茶号中，并随着茶香漫延开去……

 

无法回避的茶号

 

祁门茶号是祁门红茶的历史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

 

其实茶号并不独祁门专有，在十九世纪末一直到解放前的整个徽州地区，它都是茶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。

 

（如今废弃的老祁门茶厂）

 

在祁门红茶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，茶号是连接茶农与外销大茶栈之间的中间环节，它对内向茶农收购半成品毛茶或者直接收购生叶，然后进行深加工制成祁门红茶，最后将成品茶转交茶栈对洋行进行销售，并由他们销往海外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有人将祁门红茶的茶号称为“精制厂”。

 

就像现在要评价一个shopping mall是否兴旺的主要标准是入驻品牌的数量多寡一般，祁红茶号的多少也直接体现了当时祁红的兴衰。

 

 

根据记载，祁红刚刚成名的1905年，祁门拥有茶号过百家，到民国初年，已近两百家；1925年前后，因茶价低迷，又降至一百多家；1933年，由于祁红价格上扬，盈利增加，全县茶号增至近三百家；到了1940年，这个数字则变为369家。后因战争影响，到解放前夕，祁门茶号已只剩几十家。

 

茶号的团队

 

茶号一般都建在干燥而空间开阔的地点，窗户小而多，这便于通风又防止茶香走失，有些新开茶号或者小茶号则租借当地祠堂进行经营。

 

从广义上来说，祁门的茶号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项：收购毛茶，将毛茶精制为祁门红茶，至于销售，则大都通过茶栈进行。

 

 

毛茶的收购是一个要持续X月的行为，一般来说分为两种方式，要么是山客从茶农手里收购零星散茶之后转卖给茶号，要么就是通过茶号自己在产区设点进行定点收购，“像这样的茶号，主号叫门庄，收购点叫子庄。”两者之间的距离一般从三四里到数十里不等。

 

每年清明前后、茶季到来之时，从安徽安庆、六安以及江西河口、湖北英山一带的茶工便来到祁门，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当中，他们为茶农采摘生叶，每摘三十斤，获得一元钱。采到的生叶由粗制工争分夺秒地做成湿坯毛茶，在下午四点前送到茶号的收购点，以便于卖个好价钱。

 

 

茶号视收到的毛茶情况进行再加工，发酵不够的继续发酵，发酵足够的就开始进行烘干，进入精制过程。

 

茶号精制祁门红茶的人手以外地男工为主，主要来自于江西河口和安徽婺源，由包工头为茶号代雇，而茶号则按照每人每茶季十几到二十五元向包工头支付工资，这些钱只有一部分能到达精制工手里，但茶号不会介入到精制工团队的工资分配，他们面对的只是包工头。各茶号的茶工人数根据产量而定，一般来说，一个茶季制祁门红茶200——250箱，需茶工二十人左右。

 

 

这些工人负责的只是生产的执行部分，事实上，茶号内有一个完整的技术管理团队和经营管理团队，计有掌号、账房、掌烘、看样、掌堂秤、管厂、箱司、铅司、拣司、水客、厨司等，如果有子庄的茶号，还要再设司账和看茶各一人，正是这些晦涩难懂的职务构成了祁门茶号。

 

血腥的祁红利益链条

 

祁红茶号的老板以当地的乡绅和薄有资产者为主，他们大都通过募集资金合股的形式进行经营，当然，独资开办茶号的经营者也有，但比例从来都没有超过过茶号总量的两成。

 

不过，即便是合资经营者，最大的资金来源也不是自有——茶号的主要资金来自于茶栈的放贷。

 

 

通常每年的一二月份，茶栈便开始派人来到祁门，办理贷款手续。要办理贷款的茶号首先要找一位茶栈信得过的当地乡绅作为担保，担保人谈好金额，茶号填写好贷款三联单，茶栈即可放款。信用好的茶号，茶栈可给其全部放贷金额的汇票，倘若是新开的茶号，则只能领取贷款金额的一部分，剩余部分需待茶栈派人检查了茶号收购的毛茶，满意之后再做发放——全额利息却需要从首次领款时算起。

 

茶栈不是义工，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润。向茶栈贷款的茶号，需要将今年收购并精制的祁红交给该茶栈，并由茶栈卖给洋行。

 

 

洋行都是资本家，“资本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，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”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，洋行会全力压低祁门红茶的收购价格。最后茶栈所得收入扣掉贷款本金及高额利息之后，返还到茶号手里时，已经所剩无几甚至产生了亏损。

 

于是，茶号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，在收购毛茶的时候，只有疯狂地压榨茶农，在文学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手段，几乎都能在祁门红茶毛茶的收购过程中看得到。

 

 

除了压价之外，最普遍的手段是扣秤，“茶号收购水毛茶用大秤，普通22两折合16两，侵占38%，折合13.8两之新制秤，则侵占62%。”更不要说每斤毛茶收取“秤钱”三至六枚铜圆等行为了。

 

但即便是这样，茶号承担的风险也是巨大的，他们即无收购毛茶的定价权，也没有出售祁门红茶的定价权，无论祁门红茶在国际市场上是否畅销，都与茶农和茶号无关。

 

所以，能赚到钱的茶号只是少数，保本甚至亏损才是主流——这造成了茶号的稳定性不足，很多茶号在经营了一年之后就倒闭了。

 

财富的故事所有人都听说过，却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遇见。

 

应运而生的茶叶合作社

 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印度、锡兰茶大规模增产进入国际市场，因为采取了机械制茶等先进方式，生产成本拉得很低，这造成国际市场上的红茶价格下滑。

 

与之对应的祁门红茶，因为流通环节复杂而琐碎，一包祁门红茶从茶农手里到达外国消费者杯子里，需要历经茶农——茶贩——产区茶行——茶客——茶号——茶栈——买办——购茶洋行——外国进口商——外国卖茶行——消费者等多个环节，层层盘剥之下，毛茶在市场上无利可图，茶农也就任由茶树荒芜，丝毫不重视对茶树的投入，茶叶种植面积缩小，加上祁门红茶当时采用全手工作业，效率低下，生产成本却居高不下。

 

 

多种原因的作用下，在20世纪30年代初，祁门红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数量一再下滑，祁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

 

1932年，吴觉农从上海赴祁门任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场长，这个时候，正是祁红最艰难的时刻：茶山荒芜，茶树管理不当，茶农生计无以为继。1933年，吴觉农开始推动合作社的成立，祁门平里茶叶合作社应运而生，启动资金由改良场员工用四个月工资及吴觉农私人资金垫付。

 

中国第一个茶叶合作社就此起步。

 

（老初制所）

 

合作社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组织祁门红茶自产自销，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，并集中技术力量对茶树的种植和祁门红茶的精制进行改良。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对于目不识丁的茶农来说，他们并不能理解到这些，所以，在合作社成立初期，茶农加入的积极性并不高。

 

此时，改良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他们将所有向改良场出售毛茶的茶农都视为合作社的成员，登记注册并发放合作凭据，而茶农在收取了卖茶的钱之后，更可以参予分配合作社贩茶所取得的利润。

 

（旧时红茶发酵箱）

 

改良场还向茶农申明，他们只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，并没有承担亏损的义务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改良场的气魄，他们为茶农承担了一切可能出现的风险。

 

平里合作社在成立当年即产生利润，“1933年四月二十七日收毛茶到五月三日止，精制头批30箱，由祁门运沪，直接售予洋行，每担售价170元……共计售洋3825元，除制茶运输及装潢各项开支外，还获得盈余238.75元。”

 

 

就在当年祁门其他茶号大面积地亏损的背景下，平里合作社盈利10%左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合作社逐渐被茶农接受，大家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。其他乡镇的合作社也开始成立。

 

值得再多说一点的是，合作社这一茶叶经营形式从祁门开始，逐渐地被其他茶区所采用，1939年，仅江西与湖南就各有合作社59和66个，1940年则增长到100个和96个之多。

 

祁红悲剧启示录

 

所谓悲剧，就是把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——合作社是毁于短视、功利，以及组织不健全。

 

合作社的盈利模式来自于低买高卖，即以比茶号低的价格向茶农收购毛茶，以比茶号高的价格向洋行售卖祁门红茶，参与了合作社的茶农除了靠售卖毛茶获得收益之外，还参与利润分配。

 

 

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茶叶收购管理措施，兼之毛茶的收购价又低于茶号，短视的茶农便偷偷地将质量好的毛茶卖给茶号，以获得更好的收益。在这样的情况变得普遍起来之后，合作社收到的毛茶质量可想而知。

 

而洋行之所以愿意以高价收购合作社的祁门红茶，也正是因为他们肯定了合作社茶叶的质量，但在源头上都无法保证质量的时候，加上没有统一的制茶要求，合作社的亏损已经成为定局。

 

 

合作社从出现到衰落，仅仅只用了两年时间，直到1940年，更是完全蜕化为唯利是图的茶商，经营性质与模式已与之前的茶号没有丝毫区别。

 

就在合作社进入衰落的时期，安徽和江西两地政府在1936年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，由政府对祁门红茶茶号进行登记，并由银行对茶号发放贷款，将精制好的祁门红茶进行统一运输销售。这意味着，政府垄断了整个祁门红茶的运输销售权。

 

 

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运销委员的出现对于祁门红茶是有积极意义的：他们发放给茶号的贷款利息为8厘，而之前茶栈的贷款利息为1分5厘之高；统一运销使得运输费用降低，祁门红茶的利润有了相当的增长。因此，在运销委员会垄断祁门红茶的初期，大大促进了茶业的发展。

 

1937年，在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的基础上，更成立了中国茶叶公司，准备消除中间环节对祁门红茶的盘剥，实现贸易自主，拟直接向国际市场进行祁门红茶的销售。

 

 

所有的期待都是好的，但最后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——无论是运销委员会和中茶公司都失败了，过于复杂及门槛过高的贷款手续、几乎与茶栈没有区别的与洋行的勾结、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的权力和利益，都是运销委员会和中茶公司脖子上的绞索。

 

1942年底，中茶公司撤销。